江青与毛岸英、毛岸青
江青的童年孤独，塑造了她鲜明的个人主义观念及对人冷漠的奇特性格。在家中，她鲜有亲密的亲人；在工作中，她亦缺少真挚的朋友；在人际交往中，她更无知己相伴。即便与子女之间，关系也颇为紧张。
毛岸英，毛泽东与杨开慧的亲生骨肉，亦为毛泽东深爱的长子。他的童年充满了困苦，曾与母亲一同身陷国民党监牢。母亲英勇就义后，毛岸英与弟弟毛岸青相依为命，靠卖报、拾荒度日。在党的地下组织的关照下，他们历经艰辛，终于回到了父亲的怀抱。此后，毛岸英远赴苏联深造。
1946年二月，毛岸英完成莫斯科大学的学业后返回延安。某日下午，他抵达毛家坪，向父亲报告了在苏联的学习经历。毛泽东听闻后，喜悦地表示：“你在苏联完成了大学学业，所学多为纸上谈兵。你还需再上另一所大学——劳动大学。在那里，你将获得书本之外的真知，你愿意去吗？”“当然，非常愿意。”毛岸英毫不犹豫地回答。离别之际，毛泽东将自己的旧灰布衣服修补后赠予他，并反复叮嘱他到农村后要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作，虚心向他们学习。毛岸英遵循父命，携带小米、菜籽和被褥前往“劳动大学”。在乡下，他积极参与农业生产，如施肥、耕种、除草、灌溉、收割等，各项农活都积极承担，遇到不懂的问题虚心向农民学习。经过劳动锻炼，毛岸英的背影因日晒而变得黝黑。毛泽东见到这一幕，并听取儿子的劳动汇报后，十分欣慰。
毛岸英，一位既深谙父训又极具雄心壮志的优秀青年。此后，他投身工厂，辛勤劳作。解放后，在北京机器总厂担任党支部副书记一职，他胸怀壮志，意气风发，渴望成就一番伟业。朝鲜战争的爆发，使他内心无法平静，他毅然决然地递交了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申请。恰逢彭德怀元帅来京向毛主席汇报志愿军总部组建情况，毛主席便将毛岸英托付于彭德怀，期望他能带领岸英赴朝鲜，经受战火的洗礼。于是，毛岸英告别了养育他的祖国和最尊敬的父亲，此去便再无音讯。1950年11月25日，志愿军发起第二战役的首日，美机对志愿军总部进行轰炸，毛岸英不幸英勇牺牲。
江青与毛岸英仅相差七岁，自江青踏入毛氏家门，两人间便鲜有和气。江青曾向我们吐露心扉：“毛岸英是主席最钟爱的子嗣，这点我并无异议。父亲疼爱子女，本是人之常情，无可指责。然而，岸英自诩有文化、识见广，对我常是轻蔑以对，性情暴烈，动辄与我争执。我虽年长他些许，但论辈分，我仍是他的继母。每当争执，主席总是责备于我，偏爱他，这让他对我愈发无礼，尊重之心更是荡然无存。有时，我们相遇，他甚至不愿开口交谈，轻轻一歪脖子，便转身离去。唉，人已不在，何必再提，那些不愉快的往事，本不愿重提，却又不由自主地涌上心头，更向你们这些晚辈倾诉，实是无谓。”
江青对毛岸英的厌恶实属司空见惯：一则岸英并非她亲生之子；二来毛泽东对岸英的偏爱让她心生嫉妒；再者，按照中国传统，长子在家庭中的地位与影响力尤为显著，这无疑成为江青野心的绊脚石和潜在威胁。
毛岸英、刘思齐
在奔赴朝鲜战场的前夕，毛岸英与刘松林喜结连理，不久之后，刘松林在军队中找到了一份令她满意的工作。两人情投意合，生活过得颇为和谐。然而，江青与刘松林之间关系紧张，刘松林曾直言，江青自始至终都对她抱有“轻蔑、嘲讽、侮辱”的态度。
毛岸英在朝鲜战场上牺牲，毛泽东失去了亲爱的儿子，难过地掉下了眼泪，江青口中却经常哼着小曲子。刘松林说，岸英之死使江青感到“无限的狂喜”。毛岸英的葬礼，江青没有参加。而且，江青慢慢地对刘松林施加各种压力，逼她搬出中南海。后来，江青又没收了刘松林进出中南海大院的通行证。
刘松林听到毛泽东和江青争论她的前途问题。江青坚持取消给刘松林的生活补贴，毛泽东愤怒地对江青说：“只要我有一口气，我就要照顾刘松林。”毛泽东和刘松林谈话，抱怨江青的唠唠叨叨，抱怨她对毛岸英没有感情。他气愤地来回踱步，走到书架前，取出一本古书，给松林读了一篇描写树木河流的浪漫的散文：“树木渐老，叶落归根，终将缓缓倒下，逝去；而它身边长久相依的河流，对大树的离世亦感悲痛，逐渐停滞，直至干涸。”毛泽东向松林坦言，江青对家庭的情感，尚不及河流对大树之情。毛岸英对江青冷酷的心肠深感厌恶。在岸英赴朝参战的前夕，他对刘松林说道：“我此去，你出院后，每个星期六都要去探望父亲，即便我不在，你也绝不能不去。”
岸英接着对刘松林言道：“江青只顾着自己，对岸青却毫无关照，她并不疼爱我的父亲。我曾怒斥她，若非真心爱护我父亲，大可离去，何必纠缠于此。你也需警惕，她是个极重仇恨之人……”
最令江青心生厌恶的，莫过于毛岸青。岸青曾遭遇头部受伤，导致大脑受损，心理状态长期不佳。毛岸英在朝鲜的英勇牺牲，更是对岸青的精神造成了沉重的打击，1951年秋季，他甚至爆发了一次严重的精神分裂症。彼时，岸青正在中央马列研究所任职，因情绪失控，在办公室与人争执，大发雷霆。父亲将岸青召回中南海，试图开导他，以平息其情绪，助其恢复精神健康。然而，江青却对岸青冷眼相向，严厉斥责，并将其关押于一室之中。此番遭遇使得岸青的病情愈发严重。
不久后，岸青被转至大连的一家医院接受治疗。在此期间，他邂逅了一位姓徐的护士，并对其产生了深厚的感情。江青对此十分不满，坚决反对他涉足感情纠葛。于是，江青提出将岸青送往苏联疗养。在莫斯科，岸青再次坠入爱河，爱上了一位苏联护士。这次，江青的态度却与以往大相径庭，出乎意料地表示岸青应当与那位苏联护士结为连理。她意图让岸青在苏联安家落户，从而杜绝一切可能引发的风波，消除心头之患。平素节俭到极点的江青，竟然将项链和衣料送往莫斯科，作为礼物赠予未来的新娘。然而，这段姻缘终究未能修成正果，令人遗憾。
邵华、毛岸青与毛泽东中南海合影
听闻岸青与刘松林的妹妹邵华坠入爱河，江青如遭晴天霹雳，坚决反对。她开始对岸青寄往中南海的信件进行严格监控，大量信件被扣留，其中部分甚至被焚毁。毛泽东察觉此事后，便写信给岸青，叮嘱道：“你给我的信件，切勿让他人过目，最好由松林、邵华或李敏代为转交。”此处毛泽东所指的“他人”，显然是指江青。在毛泽东的坚定支持下，岸青与邵华最终喜结连理。然而，这一事件导致江青与岸青多年未曾交谈。
江青阻止、反对岸青与邵华的婚事是显而易见的，她是怕他们结婚后会在毛家增强“杨开慧的势力”。江青这种怀疑使家中本来紧张的关系又进一步恶化。
江青与李敏
李敏，诞生于1937年隆冬时节的陕西延安，乃贺子珍之女。次年，她随母亲迁往莫斯科，与之共度时日。不幸的是，翌年，德国的铁蹄踏入苏联，她们母女的生活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到了1949年的春夏之交，李敏在母亲的陪伴下，回到了祖国，暂时定居于沈阳。同年，在姨母贺怡的引领下，她再次踏上了与父亲毛泽东相聚的路途。
李敏、孔令华会晤毛。
李敏的中学时代，是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度过的。经过几年的刻苦学习，考取了北师大。随着年龄的增长，她和原炮兵副司令员孔从洲的儿子孔令华结了婚。一年后，李敏生了个男孩，取名孔继宁。毛主席非常高兴，经常抱抱、亲亲可爱的小外孙。江青却对李敏一家十分冷淡，还经常借鸡毛蒜皮的生活小事寻衅滋事。李敏考虑再三，向爸爸提出搬出中南海。毛主席不想让他们离得太远，李敏和孔令华商量后，先搬到中南海内较为偏僻的一栋平房居住。住了段时间，江青还是经常找麻烦。于是，李敏、孔令华带着孩子搬出了中南海。搬出去以后，根据江青的指示，他们出入中南海的证件被收回。从那以后，李敏想要进入中南海就很困难了。
据彬子编的《毛泽东的感情世界》一书记载：“‘文革'初期，李敏在国防科委院校局工作，孔令华在北京航空学院任助教。李敏虽读过父亲的《我的一张大字报》，但对这场运动并不理解。她对‘造反派'说：‘人各有志，你们造反未必我也要造反，不造反就有罪，这是什么道理？'于是，有些人就把矛头指向李敏，开她的批斗会，进而将她关押五个月之久，教育战线在运动中首当其冲，深受破坏。被江青封为‘四大学生领袖'之一的韩爱晶，说李敏不是江青生的，孔令华是埋在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扬言一定把他们从毛主席身边挖掉。韩爱晶在大闹北航的同时，还把手伸向国防科委机关，将在长征途中打断一条腿的钟赤兵副主任拉到北航大会批斗。李敏、孔令华觉得这是江青一伙在捣鬼，决定去中南海向毛主席汇报。”
李敏历经波折，终至毛泽东的居所。不料，她踏入房门之际，恰遇江青。正自得意的江青，瞥见李敏，便毫不掩饰地讽刺道：“这个小保皇分子，怎么又回来了？如今正值运动时期，你来此处，是来探听风向的吗？”
“江青挖苦李敏的话，毛泽东听得真切，他从座位上站起来走向门口，招呼李敏说：‘当小保皇有什么关系。回来摸底光明正大，搞运动不准女儿见父亲，岂有此理！'他把李敏拉到屋里，仔细听取了李敏反映的情况。他对批斗钟赤兵的行为明确表示反对，说：‘钟赤兵是好人，是打仗出来的，是有功的。'并要求李敏回去传达。这话后来有效地保护了钟赤兵。”
在毛泽东病情加剧直至离世期间，李敏仅能与父亲相聚三次。首度重逢，是在孔令华所在的部队驻地，毛远新来电告知李敏，父亲病情危急，亟需她前往探望。李敏匆匆赶回，却在江青的安排下，仅得见父亲一面，便被催促离开。江青告知：“主席已脱离险境，病情好转，你回去吧。”李敏却坚决不愿离去，她坚持道：“此刻，我愿守候在父亲身边。”
“‘留在此处，若主席遇事，你能承担后果吗？’江青的话语中带着冰冷的坚决。‘若你执意如此，从此不再允许你前来探望。’”
李敏坚决留了下来，怒气冲冲地说：“爸爸难道还需要我来劝你离开吗？”
果然，自那之后，李敏便再也没有收到过父亲的音信，无人向她透露毛主席的健康状况。她曾一度前往中南海的门前，恳求得以一见，然而，她的请求并未得到允许。
李敏第二次得以与父亲相见，是在她从一份中央文件中获悉毛泽东健康状况之后。她毫不犹豫，立刻前往中南海门前，请求觐见。这一次，她如愿以偿，终于得以见到父亲。毛泽东卧床休养，疾病使他容颜憔悴，声音也变得微弱，然而他的神志却依旧清晰。当他看到李敏站在床前时，他伸手握住了她的手，语气中带着深深的温情：“娇娇，你来探望我了。”
“李敏点点头。”
数日之后，李敏接到了来自中办的电话，告知她需前往探望毛泽东。中办派出的专车将她送至中南海。她原本以为父亲病情已有所好转，却未曾料到，父亲已然驾鹤西去，呼吸机已被撤除，她不禁悲痛欲绝，放声大哭。
“父亲不幸离世，李敏恳切地希望能为父亲守灵。然而，江青并未应允。无奈之下，她只得连续数日排队，融入首都民众瞻仰毛泽东遗容的行列，踏入父亲的灵堂，肃穆地站立其中，向父亲献上最后的敬意。”
我对彬子的描述进行了详尽的核实，其内容相当真实可信。
1971年8月初，江青在青岛休憩。一日，她与李敏相遇，转而对我说：“李敏这孩子外表看似温文尔雅，对我态度谦恭，言语不多，实则深藏心机。我曾指责她立场失误，她不仅未接受，反而向主席告发我的不是。国防科委的高级干部钟赤兵，此人对我怀恨在心，且反对中央文革，而李敏却偏要维护他，甚至还力劝主席保护他，这分明是针对我的行为！我称她为小保皇派，她倚仗主席的庇护，竟敢对我蛮横无理，真是厉害至极！孔令华也不听我的话，这局面真是棘手。我们这个家庭情况错综复杂，我与主席一家的关系颇为微妙。李敏便是其中一例。”
江青与李讷
李讷，出生于1940年8月3日的延安，乃江青所育。江青曾多次向工作人员表达她的观点：“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理应全身心投入工作，而不应涉足生育之事。生育乃党外人士之职责。我诞下李讷，实为一次失误。在我孕育她之时，本无意抚养，然主席偏爱孩童，我亦无奈，只得将她生下。”
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迁徙不定，生活困苦，李讷在六七岁的年纪尚不能享有正规的学习机会，仅能由保育员指点学习文字。直至西柏坡，她才得以迈入小学的校门。迁往北京后，她得以在万寿路的育英小学插班就读四年级。李讷聪慧伶俐，勤学好问，成绩斐然。1953年，她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师大附属女子中学；1959年，她更是一举考入了北大历史系。然而，在1960年的困难时期，由于营养不足，她全身浮肿，不幸大病一场。1961年，她不得不休学一年。直至1965年，她才完成了大学学业。
彼时李讷担任《解放军报》总编领导小组组长）。在“文革”时期，政治斗争激烈而复杂，而《解放军报》作为军队中的党报，其地位尤为关键。对于一个涉世未深的年轻人来说，身担如此重要的领导职务，不仅要应对繁忙的工作，还需投身于激烈的政斗，协调各方关系，迎合江青的政治要求，其难度之大，自不待言。李讷的精神压力极大，体质也随之衰退，食欲不振，即便每晚睡前服用大量安眠药，也难以入眠。
毛泽东、江青、李讷在延安
我是1967年10月初调到江青那里工作的。那时，江青住在钓鱼台11号楼，李讷也住在那里，她的宿舍与我的办公室兼宿舍只有一墙之隔。我比她大两岁，她经常叫我“杨大哥”。她对我们工作人员比较尊重。有一次，她听她妈叫我“小杨”，就开玩笑地叫我“小杨”，她妈批评她说：“肖力啊（李讷进入解放军报社时改名肖力——编者注），我固然可以称他为‘小杨’，但你却不可以，他比你年长两岁呢。”自此，她时而以“杨大哥”相称，时而唤作“银禄同志”，有时又称我为“老杨”。
李讷体质孱弱，精神亦显疲惫，轻微动作便汗出如浆，时常显露出一副心绪不宁的模样。
那时，通讯还不发达，一栋偌大的楼房只有五部电话：江青办公室有两部，厨房一部，大门口一部，我的办公室兼宿舍一部。李讷的宿舍没有电话，但她在解放军报社挂着总编的职务，报社有些重大的事情要请示报告她，她认为重要的事情也要通知报社，因此经常到我屋里接、打电话。由于心情不好，有时她在电话里就跟对方吵了起来。她怕母亲听到打电话的声音，每次接、打电话都把门关上，一讲就是很长时间。江青睡觉以后，我抓紧时间整理文件资料，锁上门睡觉，经常是刚刚躺下，李讷就按响电铃要到我的屋里打电话。我赶紧全副武装（那时我是军人），穿好衣服，开门说：“请进。”她的通话时长不一，短则十分钟，长则一个多小时。夜间，江青仍在办公，实则白日睡眠，李讷往往一个晚上会至我处通话四五次，令我亦开始感到神经紧张，不得不依赖安眠药。我虽不便直言，内心却颇感烦闷。
杨银禄
随后，我毅然决然地向汪东兴提出，希望为李讷安排一部电话，并将她的宿舍从底层迁至二楼。汪东兴很快便应允，并亲自负责说服她顺利迁往二楼居住。
李讷应允了搬迁的请求。为此，我们着手为她清理居所、布置家具，并安排好电话安装，于是便邀请她暂居于丰泽园。
李讷离去后，我们抓紧时间，趁江青前往人民大会堂参加会议之际，迅速打扫了李讷的房间，布置了家具，并完成了搬家工作。我特地派人前往中南海，将新宿舍的钥匙亲手交到她手中。只是我考虑不周，本应先为她安装好电话，再交付钥匙。
过了两天，李讷打电话问我：“是不是你找汪叔叔叫我搬的家呀？”我回答：“是我。”“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是不是讨厌我？叫我离你远一点？”李讷又问。我解释说：“不是的，我为了你好。二层只有江青同志和你二人居住，比较安静，你身体不好，睡眠很差，楼下人多，影响你休息。”李讷说：“我明白了，看来你的心还是蛮好的，谢谢你的好意。”我以为她真的理解了我的意思，就心平气和地说：“你能否在近期回来一趟？我想请你来看看家具的摆放是否合适，还有电话该装在哪个位置？”
这时，李讷火冒三丈地说：“你现在就给我安电话，我回去就用。”我耐心地说：“门钥匙在你手里，开不了门，怎么安装电话呢？要不我派人到你那里去取钥匙。”她一听火气更大了，不讲理地说：“钥匙不交，门不开，绝不能破坏锁具，你必须今天内为我安装好，这是我的指令。”
1966年8月18日，李讷随同她的父亲，在天安门城楼上亲切地接待了前来拜访的红卫兵。
“我知道自己失态了，你有什么办法？”我回答：“若您继续如此，我将不得不向上级汇报。”她略显妥协地说：“别，别告诉父亲。”见她态度缓和，我便平和地说：“罢了，罢了，待您方便时请来一趟，以便尽快安装电话。”她答应道：“好的。我方才态度不佳，还请海涵，我心情不佳，对此表示歉意。”
工作繁重，压力巨大，江青未能给予她足够的母爱，反而频繁地对她提出各种要求，她的精神几乎承受不住。此外，她当时已经29岁，却仍未找到伴侣，江青对她的婚姻问题关注不足。鉴于江青的猜疑和不稳定，又有谁敢为她介绍对象呢？大家对她都只是表面应付，敬而远之，李讷的苦楚不言而喻。
在此境遇中，身为母亲的江青并未将女儿的身心健康置于首位，她更热衷于掌握更多的权力。在她的提议下，李讷陆续担任了中央文革办事组组长、中共北京市平谷县委书记、北京市委书记等要职。
在1970年下半年，李讷的神经衰弱状况变得尤为严重，身体几乎处于崩溃边缘。在中央办公厅领导的建议下，并得到毛泽东与江青的赞同，李讷被安排前往江西进贤县的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在那里，她一方面得到了充分的休息，另一方面也适当地参与劳动锻炼。这样的安排旨在帮助她放松神经，改善睡眠质量，提升食欲，以及增强身体素质。
在中办五七学校，众多学员皆识李讷，对她礼遇有加，关怀备至，连队的领导亦对她体贴入微。然而，李讷自律甚严，与众人一同劳作、共餐、休憩，她性格泼辣，工作时不惜体力，不惧脏累，常是汗流浃背，尘土满身。她与领导和同事间关系融洽，赢得了各方的一致好评。数月之后，李讷的神经衰弱症状显著缓解，睡眠质量提升，食欲大增，体质亦有了明显增强。
在1971年上半年的某日，毛泽东与江青收到了一封来自中办五七学校校长——毛远新的姻亲，曹全夫（毛远志的配偶）的来信。信中提及，李讷在五七学校的生活一切安好，并得到了充分的锻炼。此外，她在该校结识了一位名叫小徐的男朋友，他是中央直属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同样在五七学校参与劳动锻炼。小徐同志体魄强健，聪明能干，政治立场坚定，且年纪略小于李讷。他的父亲是山海关车站的扳道工，出身纯洁，个人品行优秀。目前，两人的感情十分融洽。若主席及江青同志同意，他们计划不久后便登记成婚。
毛主席在信上批示：孩子的婚姻由孩子自己决定，我们不宜干涉。江青看了信以后，闭目不语。因为主席已经明确地表态，即使江青不同意，她也不好提出相左的意见。信在办公室放了好几天，江青迟迟不表态。
某日，汪东兴致电我，询问：“曹全夫同志致主席及江青同志的信件，你是否已呈递给江青同志？她是否已有批示？江西方面正期待着相关意见。”我回应：“信件早已呈递，江青同志尚未批示。”汪东兴指示：“请在她精神状况良好的时候提醒她进行批示。”我应允：“好的，我立刻去提醒她。”
踏入江青的办公室，只见她正审阅文件，神态平静，并无一丝疲惫之色。我询问：“江青同志，曹全夫同志的信件您批示了吗？汪东兴同志来电告知，李讷还在等待回复。”江青将手中的文件重重地摔在茶几上，显得有些愤怒：“李讷这孩子，对待婚姻大事太过草率，找男朋友也不与我们商议，不征求长辈意见，就擅自做主，真是孩子气。男大当婚，女大当嫁，随她去吧。”言罢，她拿起笔，在李讷的名字旁画了一个圈。
放下笔，用力把信扔给我并问道：“小杨，你认识这个叫小徐的吗？他的情况怎样？你知道的话告诉我，如果知情不报，你就是犯了欺君之罪！你告诉我。”我说：“我不认识他，我对他的情况一点也不知道。曹全夫同志是中办五七学校的校长，他介绍的情况是代表组织的，应该相信他的话。”
“是的，曹全夫同志身兼校长之职，且与我们同宗，我正是因为对他言辞的信任，才认为他与李讷并不相称。毕竟，两家的背景悬殊，他们的教育水平和文化素养也相去甚远，职位和地位上也存在差距。我实在难以相信他们能找到共同话题，最终白头偕老。您怎么看？”江青询问道。
我说：“两个人的感情好比什么都好。当然，江青同志的意见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要达到两全其美也是很难的。心想事成只是一种愿望，在实际生活中是很难实现的。”
“绝不只是道理上说得通，这完全正确无误。你且耐心等待，若事情真的毫无波折，那才真是反常了。”江青不悦地反驳道。
我思忖：难道有哪个母亲会希望孩子的婚姻出现问题的吗？
一周之后，李讷与徐先生满心欢喜地完成了婚姻登记。这场婚礼仪式简约而不失温馨，双方父母均未出席。在结婚当日，毛泽东特意派人送来一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作为他们共同的纪念。婚礼的具体操持由曹全夫负责，食堂精心准备了两桌家常便饭。五七学校的几位领导也到场祝贺，众人共享了糖果，互递了香烟，就这样，一场简朴而温馨的婚礼便圆满完成了。
恩爱的一对新人婚后携手返回北京，开启了甜蜜的蜜月之旅，暂居于丰泽园。或许是由于自南方归来，气候的骤变尚未能迅速适应，又或许是对婚后生活的适应尚显生疏，李讷时常感到感冒发烧。江青借此挑刺，诘问小徐是否身体有恙，否则李讷怎会频繁发热。她进而下令小徐前往医院进行全面检查。检查结果显示，小徐的身体并无大碍。
树欲静而风不止。两人的婚姻并未向好的方向发展。有一天，江青到中南海看望李讷和小徐。江青听人说过小徐的字写得不错，就检查小徐的笔记本，看看他的字到底如何。刚开始还夸他字写得的确不错，后来发现小徐的笔记本上记有中南海和钓鱼台的几个电话号码（作为毛主席的女婿，为了联系方便记几个电话号码是很正常的），多疑的江青回到钓鱼台后大做文章。
江青说：“他这是想干什么？我看他像一个特务，不然他写那么多电话号码有什么用，应该叫他立即离开中南海，也不准他到钓鱼台来，叫他离主席和我远远的，我不想再见到他。”
我为小徐开脱说：“记取几个电话号码并不能说明什么，毕竟为了便于联系，许多人都会拥有一本电话号码簿。若您对他的信任有所疑虑，不妨通过组织与他进行沟通。您可以提醒他，鉴于电话号码可能涉及保密问题，只要用心记忆，无需记录在案，并要求他严守秘密。李讷与小徐婚后不久，他们的感情相当融洽，此时若将他们拆散，恐怕并不适宜。若您觉得小徐存在问题，那么应以教育为主，多进行思想工作，频繁采取组织措施往往难以取得理想效果。”
那时，我认为江青十分爱她女儿，小徐是她的姑爷，我替他说说情，江青也就放过他了。我没有料到，江青对我的话不但不参考，反而大发雷霆，她大声训斥道：“你只是我们家的一名低级职员，根本无权发表意见。我对小徐的看法和处理，纯属我家内部事务，他人无权置喙。你若认为他是好人，有何凭证？我视他为不良之徒，怀疑他可能为间谍，我有确凿证据，电话号码便是其一。速速将春桥同志叫来，我有事需与他商议，想听听他的意见后再做决定。这里不是你发表意见的地方，更无权对我指手画脚。”
张春桥行动迅速，仅用十分钟左右便抵达了钓鱼台10号楼。我引领他至宽敞的客厅后，随即告退。至于他们交谈的具体内容，我无从得知。然而，他们很快便达成一致，决定将小徐送往石家庄铁道学院深造。
乍看之下，此番安排似乎并无不妥，将小徐送去深造无疑是件美事。然而，他们的真实意图却是促使李讷与小徐分隔两地，以削弱二人之间的情感纽带，为即将到来的离婚做铺垫，这便显得相当令人费解。
李讷与徐新喜结连理，却无奈将徐新分离，她的心中之痛，不言而喻。李讷性情刚烈，宁愿忍受割舍之痛，亦不愿向母亲低声下气。自此，李讷与徐新便永别了彼此。
李讷，那颗饱受磨难的心灵，在发现怀孕的瞬间，承受了更为沉重的打击。精神上的折磨与身体的痛苦使得她的神经衰弱愈发严重，情绪起伏不定，对周遭的一切失去了兴趣。她足不出户，食欲大减，夜不能寐，安眠药的剂量也日渐攀升。与此同时，她对母亲的态度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昔日的敬畏与尊重，到如今的不理不睬，对母亲的行为诸多挑剔，对她的言语不愿倾听，甚至有时在见面时还会引发争吵。
印象深刻的有几件事：
1972年初“批林整风”期间，江青突然向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开刀（也有整汪东兴之意），这股风来得很猛。有一天深夜，江青以到八一电影制片厂参观的名义，约了6名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到八一厂已是午夜时分，演职员们都已休息。江青命令把他们从被窝里叫起来，召开全体演职员大会。她不讲电影艺术，专讲“批林整风”的意义。主题是讲中央办公厅出了一个大坏蛋，他就是王良恩，是周恩来的大秘书（王良恩不是周恩来的秘书，而是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权力大得很，九届二中全会6号简报出笼的责任，他是有份的（这是江青强加给王良恩的）等等。王良恩受不了这种政治高压，含冤自杀。这天早晨，汪东兴给我打电话，难过地说：“王良恩同志不堪重压，选择了自杀。你需在江青同志起床后转告于她。”我传达给江青后，她却喜形于色：“太好了！这更证明王良恩有罪，是畏罪自杀，罪有应得！”此后，针对王良恩的批判简报接连不断。一日，江青命我将六期批判王良恩的简报送至中南海，交予李讷过目。我抵达丰泽园李讷的住所，只见她正焦躁地在室内踱步。见到我后，她不耐烦地问道：“你又是受江青之命而来？我并无通天之力，岂敢劳烦你杨大秘书大驾？”
我问道：“这究竟是你客气过头，还是对我有所讽刺？”李讷以疲惫且红肿的双眼瞥了我一眼，回应道：“我是在调侃她，并非针对你。开个玩笑，无需太过认真。”
我轻声一笑，说道：“别拿我开玩笑，我妈妈特地让我给你带来几份简报，让你看看。”
李讷接过文件，匆匆一瞥标题后，愤然高声斥道：“让我看这些有何用？！”随之将文件从窗口抛出，洒落满院。我急忙劝道：“李讷，即便你不愿阅读，也别随意丢弃，若是丢失几份，我恐怕难以向人解释。”
“请转告她，今后无需再向我展示这些杂乱无章的物品，我对此已深感厌烦。”李讷如此说道。
彼时，我对她的困扰一无所知：是连绵不断的政治风波，还是江青接连打击领导人让她心烦？三月末至四月初的一个深夜，凌晨3点钟，李讷抵达钓鱼台江青居住的10号楼，坚持要见江青。江青刚入睡，守在门口的同志告知：“江青同志正在休息，此刻打扰她不合适。”但李讷并未听从劝告，毅然决然地往里走去。我向李讷解释：“江青同志的植物神经已经失调，睡眠质量不佳，这您是知道的。此刻打扰她，恐怕她会一整天都无法安眠。若她因此责怪，我们恐怕难以承受。请您立刻返回，待她醒来后，我会告知她您曾深夜来访。若她允许，我会通知您再次前来，感谢您的配合。否则，我们恐怕会陷入困境。”
李讷言辞坚决：“你若是担心她夜不成眠，却未曾对我夜不安枕给予同样的关心。你只需吩咐护士为我准备几颗安眠药，我便即刻离去，不再给你们增添困扰。”
理应而言，李讷难以入眠，给予她适量的安眠药本无过错。然而，江青曾严令：“李讷所服安眠药剂量过大，加之她目前正值孕期，未经我的允许，任何人不得再予其安眠药。若不经过我，擅自给予她安眠药，将按军法处置。”
面对江青的指令，我们岂敢有所违逆。因此，我对李讷解释道：“江青同志有明确交代，未得到她的具体指示，我们不敢擅自提供任何药物，包括安眠药在内的任何一粒。还请您稍作忍耐，待江青同志醒来后，我将立即去请示。还请您理解我们的难处。”
李讷不满地说：“你说来说去还不是怕担责任吗？我不用你们担什么责任，我自己进她的卧室，亲自去求她。”说着就往江青卧室走廊里闯。值班员挡住她的去路，李讷怒斥道：“让开！我要进去！”
今晚，李讷若见不到江青，似乎是不会轻易罢休。于是我急忙拦住她，诚恳地说：“请稍安勿躁，稍等片刻，我将先请护士进去，唤醒江青同志。”李讷气喘吁吁，坐在沙发上，显得有些不耐烦地等待着。大约过了两分钟，护士从江青的卧室内走出，告知：“江青同志已经醒来，并同意李讷进去。”
李讷并未显露出喜悦的神色，她迈着坚定的步伐径直走了进去。我环顾四周，时间已是凌晨四点的钟声。
李讷踏入江青的卧室不到十分钟，江青便急忙拉响铃铛，招呼秘书、警卫员和护士。我们心中疑惑，不知江青卧室里究竟发生了何事，急忙跟随她走进去。只见江青身着睡袍，坐在床榻之上，而李讷则坐在地毯上，两人均显得气喘吁吁。江青怒吼道：“瞧你那副模样，哪里还有主席与我的女儿风范，简直就是个泼妇！立刻给我滚出去！”
李讷愤然疾呼：“你哪里有半分母亲的慈爱，你的心肠何其冷漠，对你的孩子竟如此无情，你究竟还关怀何人？连一片安眠药都不肯施舍，你难道不明白失眠的煎熬？你只顾着自己，毫不在意我的痛苦！”
我首次见她们母女争吵。
当着我们的面，江青觉得失去了一个做母亲的体面，更觉得失去了一个一人之下，亿万人之上的“伟大旗手”的尊严，对李讷又吼道：“立刻给我离开这里！我再也不愿见到你！”
彼时，李讷已怀胎七月有余，腹部隆起，她坐在柔软的地毯上，呼吸急促，口中喋喋不休。
江青厉声喝道：“你们还在瞧什么？难道是在观赏我们家的喧嚣吗？这有何值得观赏之处？快些，将她给我带走！”
我温和地对李讷说道：“肖力同志，您先请，其他事情待会儿再讨论，可以吗？”
李讷语气坚定地表示：“绝不，不给我安眠药，我就绝不离开。”她的态度不容置疑。
江青声音颤抖，语气坚决地说道：“将她抬出去，无需与她多言。”
李讷身材高挑，体重不轻，我们三人实在难以将她抬起。于是，我们又请了两位壮汉，搬来一把宽敞的椅子，将她小心翼翼地扶上椅，经过三人合力抬起和一人的搀扶，我们终于将她安稳地移至门厅。经过一番耐心沟通，她才不情愿地坐进了汽车。
登车之后，她深感从中南海匆匆赶来向母亲索要安眠药并未如愿，返回中南海后恐怕也难以安眠。无奈之下，她只得另寻他法。当车辆行驶至超过百米的弯道时，李讷毅然从车上跃下，坐在了马路旁，拒绝继续前行。司机贾德祥无论怎样劝慰，她都岿然不动。无奈之下，小贾只得返回10号楼，将我们唤去。
春寒料峭之际，凌晨的气温更是分外寒冷刺骨。一位孕妇孤独地坐在冰冷的马路边，任何见到此景的人都会心生怜悯，更何况她还是毛主席深爱的孩子。
李讷见到我们到来，便直言不讳：“她心肠狠辣，不肯给我安眠药，你们亦是如此，真是坚守原则。今日若不给我药物，我便誓不罢休。”
我解释道：“您目前正处于孕期，过量服用安眠药对胎儿有害，还请您暂时返回。待江青同志醒来，我们再向她汇报此事。她曾明确下达严令，禁止为我们提供安眠药，我们不敢擅自违背她的指示，还请您谅解我们的困境。”
李讷感慨道：“你说的没错，我确实能体会到你们的立场。但又有谁能真正懂我呢？除非提供药物，否则我不会离开。”
无奈之下，我匆忙返回10号楼，鼓起勇气给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警卫局副局长张耀祠同志拨通了电话，向他详细说明了情况，并恳请指示下一步该如何应对。
张耀祠忧心忡忡地表示：“江青同志与李讷同志的关系演变至此，实在出乎我们的预料。若我此刻批准给予她安眠药，一旦江青同志得知，恐怕会怪罪于我，我该如何解释？再者，若李讷服用我们提供的安眠药后出现意外，那责任将难以承担。因此，我无法同意她的请求，恳请您劝说她返回中南海，待天明再做决定。”
我顿时感到焦虑：“既然你执意不给，她便誓不罢休，若在街头久坐成疾，那后果不堪设想。给她一些安眠药，让她安静地离开，似乎是个可行的办法。若是江青同志追责，那我和你一起承担。可若不这么做，我真的无计可施。”
张耀祠面露难色，终究是无奈地开口：“那就给她几颗吧。”
我说：“张主任，感谢您的耐心，这么晚了您还在辛勤工作，我实属打扰，心中真是过意不去。”
张耀祠轻笑道：“哪里哪里，你们不也是一夜未眠吗。”
我即刻吩咐护士为李讷服用了三粒安眠药，她很快便安详地睡去了。
李讷离去后，江青再次沉入了梦乡。醒来时，她如常地完成了个人卫生，享用早餐，随后步入办公室审阅文件。铃响后，她唤我进入，并未询问李讷离去的细节，却转而斥责：“提醒你们，我的睡眠非常珍贵，除非是主席有要事，否则无人能将我唤醒。这你们还记得吗？”
“记得。”我回答。
“李讷已至，何故扰我安眠？昨夜你犯下一错，竟让一稚嫩孩童闯入我卧室内喧哗不止，你将如何解释此事？”
我阐述道：“李讷因失眠前来寻求安眠药，按您的指示，我们未能给她，她便试图进入您的卧房，我们费尽周折才将她阻止。若她真的闯入，岂不吓您一跳？由于我无法将她劝离，只得唤醒您。请批评我吧，身为负责人，此事与其他同事无关。”
江青晃动头部，语气坚决地说道：“罢了，罢了，既然是初犯，今后切莫再犯。即刻传达我的指令，自今日起，李讷不得踏入钓鱼台，更不得进入我居住的楼宇。我不愿再见她。若有人擅自放她入内，我必究其责任，任何敢于违抗我命令者，都将受到严厉的惩处。”
我将江青的指示转告给了汪东兴，并请求他通过警卫局告知钓鱼台各出入口。汪东兴听后，微笑着回应：“江青的命令真能顺利实施吗？李讷是主席与她的孩子，若她执意闯入钓鱼台，又有谁能阻止她呢？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我可以将江青的命令传达出去，但能否被执行，还有待观察。我认为主席也不会赞同江青如此对待他们的子女。”
江青的指令迅速传达至钓鱼台的每一扇大门，哨兵与警卫值班室均严谨落实，执行态度一丝不苟。
一日，李讷竟至钓鱼台东大门，却遭哨兵阻拦，其理由是上级的禁令。
她宣称：“我是江青之女，与母亲尚未断绝亲子情谊。今前来探望母亲，任何试图阻止者，均是自不量力。问你们的上司是谁？我将直接前往与其交涉！”
无奈之下，哨兵只得如实相告：“这是江青同志的指令，目前不得让您进入钓鱼台，我们不敢违背首长的命令，还请您予以谅解。”
李讷愤然宣称：“我明白，又有谁能真正懂得我呢？我瞧谁敢阻拦我，我就和谁硬碰硬！”言辞间，她径直向内室走去。在这种情势下，又有谁敢尝试拉住她呢？
江青与李讷每次见面都争执不休。江青曾多次向我追问：“究竟是谁将李讷引入了钓鱼台？”我如实回应：“实在是难以阻止，哨兵们也无法采取武力。”
江青听后，无奈叹气，汗出如浆。
1972年5月，李讷喜得贵子，一个健康的男孩降生。我将这一喜讯告知江青，然而她的反应却出人意料，并未流露出喜悦之情。她既未询问大人小孩的健康状况，也未表示要亲自探望，只是轻轻地点了点头，淡淡地说：“我知道了。”
我调侃道：“李讷喜得贵子，江青同志升级成为外婆，心情一定不错吧？”
江青语气平淡地表示：“生育子女何来值得欢喜之事？身为共产党员，生育子女显得颇为庸俗。孩子理应由他人孕育，抚养子女乃非党员之职责。党员一旦生育，便如同在自己脖子上系上了一道枷锁，所生愈多，枷锁愈重。党员生育非喜而是忧。我家女儿产子后，竟不让我以姥姥称呼她，如此称呼实在令人难堪。姥姥一词，即意味着‘老’，亦不唤作外婆，偏要唤我为奶奶。至于对主席，不称姥爷，却称之为爷爷。”
李讷喜得贵子，心灵得以慰藉，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仿佛脱胎换骨。在孩子满月之际，她便迫不及待地来到钓鱼台探望我们，同时还携带着许多喜糖。
李讷与我们愉快地交谈了片刻后，便去探望她的母亲。大约十分钟后，母女俩一同归来，却都显得并无喜悦之情。当时，我们对于江青的心情感到难以理解：作为女儿，自己的骨肉刚诞生，为何不感到高兴呢？
李讷自幼便缺失了母亲的关爱，丈夫的体贴也未曾降临，再加上孩子的牵绊，她那短暂的精神支柱很快便倒塌，而且这次的崩溃更为严重。她不仅无力照看孩子，甚至自己的生活自理都变得艰难。她的儿子年幼时便被送入了幼儿园，由警卫战士负责接送，放学后便与战士们同吃同住。孩子长得眉清目秀，聪明伶俐，言语表达更是出色。
在归途之中，他瞧见一名孩童脚蹬小皮鞋，手持冰棍津津有味地品尝，那稚嫩的小脸仰向一位解放军战士，轻声说道：“叔叔，我宁愿不吃这冰棍，省下的钱我也要买双皮鞋。”显而易见，这孩子既渴望品尝冰棍，又渴望拥有一双皮鞋。那位警卫战士，虽是新兵，津贴微薄，仅有六元，却毫不犹豫地拿出了自己的五分钱，为那孩子买了冰棍。孩子接过冰棍，连声道谢。他珍惜地舍不得一口咬下，而是用舌尖轻轻舔食，那模样让人深感怜惜。
李讷身患重病，无力照看孩子，这一点江青是心知肚明的。然而，对于这位外孙，她却置若罔闻，毫无照料之意。自外孙呱呱坠地至成人，她未曾给予任何关爱，幼时甚至未曾轻抚过他一次。她对徐姓外孙嗤之以鼻，同样也瞧不起李讷及其子女。
李讷与王景清
李讷如今拥有一个温馨的家庭，她的丈夫名为王景清，身强体壮，性格忠厚而朴实，对家务事亦勤勉负责。尽管李讷身体欠佳，王景清却始终体贴入微，关怀备至。他们夫妻感情深厚，平淡而幸福地生活着。中央领导同样对李讷关怀备至。过去，李讷的住所靠近合同医院，就医颇为便利。然而，迁居后，住所与医院相隔甚远，看病需先乘坐地铁，再换乘公交车。李讷体重有所增加，上下车变得极为不便。得知这一情况后，中央领导特意为李讷安排了一辆小轿车，虽非专属，却确保了她出行就医的便利。李讷对此深表感激，对组织的关怀与照顾充满感激之情。
江青与毛远新
毛远新，系毛泽东主席的胞弟毛泽民与朱旦华之子，于1941年2月在新疆诞生。不幸的是，毛泽民于1943年9月遭受新疆军阀盛世才的暗害，牺牲于迪化（今乌鲁木齐市）。当时，毛远新年仅两三岁，便与母亲一同身陷囹圄。直至1945年7月，朱旦华女士携四岁有余的毛远新抵达延安。1951年，毛远新得以来到毛泽东主席的身边。毛泽东主席与江青女士视毛远新为己出，悉心照料与培养。
毛远新在101中学度过了他的中学时光。1960年，他考入了清华大学，之后转学至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成为了该校的杰出人才。1965年，他毕业后，遵循毛泽东的谈话精神，毛远新投身于云南防空导弹部队，成为了一名当之无愧的炮手。
毛泽东与侄子毛远新
1966年9月，毛远新重返北京。毛泽东特地邀他参与“文化大革命”，并期望他能亲历某个单位“文革”的完整进程。于是，他抵达哈尔滨，投身于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文革”浪潮，并创立了“哈军工红色造反团”，由此成为了当地红卫兵的领军人物。
1968年5月14日，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他受命担任副主任一职。此后，他历任中共辽宁省委副书记、沈阳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共辽宁省委书记以及沈阳军区政治委员。
在“文革”那动荡的年代，他先后三次担任联络员的职务。其中，他荣幸地成为了周恩来总理的贴身联络人，紧接着又肩负起调解东北两派纷争的重任。而最后一次，他则担当了毛泽东主席的联络角色。
鉴于毛远新在东北与北京均有事务在身，他频繁穿梭于两地之间。抵达北京时，他多居于钓鱼台江青的寓所。他待人谦和，亲切随和，能与工作人员融洽相处。当时，我们工作人员对他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彼此间关系亲密无间。一次，他幽默地玩笑道：“我来教你们一句英语，‘三头牛，没马骑’。”他的意思是“非常感谢”，此语一出，众人被他逗得捧腹大笑。每至北京，他都会将自东北带来的糖果分赠给大家。
有一次，他主动提出和我比赛扳手腕。他的右手臂力很大，我输了。我是左撇子，换到左手时，他输了。打了个平手，扳完，我们先是气喘吁吁，后又哈哈大笑。还有一次，他拿着香烟、白酒到我的办公室叫我吸烟、喝酒。因为江青闻不了烟味和酒味，所以我不敢抽烟，不敢喝酒。他深深地吸了一口香烟，并发出了嘶嘶的声音，然后吐出了一个个烟圈，对我说：“杨秘书，是否已垂涎欲滴？我来为你点燃一支。”我则摇头拒绝。
江青对毛远新的态度时而温柔，时而严厉。据当时担任江青机要秘书的阎长贵回忆，毛远新在担任处理东北两派问题联络员期间，某日清晨，江青遇见毛远新时，不禁喜形于色，兴奋地夸赞道：“你是个好孩子，留下来担任联络员非常合适，一定要好好干！”
1968年末1969年初，江青怀疑她居住的11号楼内有窃听器，她没有告诉我们中的任何人，只叫毛远新在楼内各个角落秘密检查。有一天，江青出去开会，毛远新带着手电筒、小锤子、小钢锯，悄悄爬到二楼的顶棚检查。顶棚面积很大，又没有光亮，不好检查，他就拿着手电筒到处走动，到处敲打。我们听到这种奇怪的敲打声都感到很惊愕，我吩咐工作人员，循着声音去检查。一位工作人员发现二楼一间屋内的屋顶上能钻进二层顶棚的进出口没有盖好，随即进入顶棚。他发现了手电的光亮，就大声喊：“谁在里面？”无人回应，只见手电光在晃动。再次呼喊后，才有回应：“是我，我在做安全检查，请勿紧张，一切正常，你可以下去了。”确认是毛远新的声音后，他安心地离开了。毛远新进行了两三天的检查，却未发现任何窃听设备。这一事件反映出江青对我们工作人员的信任度不高，而对毛远新则表现出极大的信任。
江青情绪波动不定，这种情绪有时也体现在她对毛远新的态度上。某日，她归家后径直步入楼内，便向守卫孙占龙询问：“李讷现在是否在此居住？”孙占龙回应道：“近几日李讷并未在此，而是毛远新在此居住。”江青闻言，怒气冲冲地反问：“他为何要住在我这里？”
彼时，毛远新暂居于江青的住所，严于律己，自觉自省，未曾给工作人员带来一丝不便。他时常主动前往钓鱼台机关食堂，与职工们一同排队用餐，毫无特权。一次，他因事迟到，食堂的饭菜已然售罄。江青的厨师程汝明便用江青剩余的米饭炒制了一盘菜肴，另以江青未食用的蛋黄熬制了一碗蛋汤。按常理，孩子回家晚归，无处觅食，吃些大人的剩菜剩饭实属情理之中，何况这区区小利，对江青而言更是微不足道。然而，江青得知此事后，却对程师傅严厉斥责，并责令其在党支部会议上进行自我批评，迫使程师傅作出检讨，并严令：“绝不允许再有此类事件发生！”
程师傅坚持不写检讨，我担心事态升级难以收场，便劝他草拟一份表面文章式的检讨，权且敷衍了事。尽管如此，程师傅仍旧坚持己见。江青催促我交检讨，而程师傅坚决不予理会，这使得我们三人陷入尴尬境地。我耐心地对程师傅说：“程师傅，您并无过错，您的做法完全正确。您对江青的了解远胜于我，明智之举是暂且忍让，看在主席的份上，忍受这点委屈并无大碍。您不也常以此言劝导我们吗？若您觉得难以落笔，我愿意代劳，您只需誊写一遍，我来转交给她，如何？”程师傅最终勉强同意了。
江青手持检讨书，高举过头顶宣告：“若非我令他书写此检讨，恐其难以铭记。若他日后再次犯错，我将此检讨公之于众，届时便成重犯，大家明白吗？重犯罪行将加倍！程师傅随我多年，未曾有过失误，此次过错尤为严重，若不提交检讨，休想通过这一考验！”
毛远新在毛主席和江青身边长大，对他们有感情也是很自然的。毛远新有时写信称毛主席为爸爸，称江青为妈妈。在一般人看来，这也无可指责，但毛主席批评过他这样的称呼。程师傅对我说过：“有一次，主席批评毛远新，‘你的亲生父亲是毛泽民，你的亲生母亲是朱旦华，你的继父是方志纯。你怎么叫我和江青为爸爸妈妈呢？人长大了，也不要六亲不认嘛。'”江青却得意地说：“远新已经担任了几年的省委书记，在政治局会议上我们互称同志，回到家爱怎么叫就怎么叫。”
曾有一回，江青在谈论主席及其家庭时，对我感慨道：“常言有云，清官难断家务事，此言非虚。家家都有各自的烦恼，家庭小则有小困扰，大则有大难题。我们这样的家庭，由主席的多任妻子所生子女汇聚而成，毛远新亦身在其中。要使得家庭和睦，不让主席分心或尽可能减少他的分心，做到全家人都没有任何异议，实乃难上加难。我唯有竭尽所能去做。”她续道：“寻常家庭，严父慈母，而我们的家庭却与众不同，严母慈父，与常规相反。我对孩子们在思想、工作和生活上的要求尤为严格，批评多于表扬，指责多于对话；而主席对他们的宠爱与宽容则更为明显。因此，他们往往更愿意向主席倾诉心声，而不愿向我吐露。远新这孩子自幼聪颖，热爱学习，思维清晰，遵从大人的教诲，我们对他无需过多担忧。而我们更忧心的是李讷的工作、健康状况以及婚姻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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